今天收到顾问单位一个有趣的咨询，问题是：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席位为7人，董事会原本有7人，分别是外部董事4人，内部董事3人，现在免去了1名外部董事，请问影响决策吗？这个问题回复前，仔细看了公司法的条文，还有两个案例，然后写了这段回复：一、影响程序层面：董事会现有6名董事，只要仍满足章程规定的开会法定人数及表决比例，仍可正常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不会导致表决瘫痪。合规层面（重点风险）：（1）现有6人与章程规定的7人建制不符；（2）因贵公司属于国有独资公司性质或国有全资公司，外部董事占比已由4/7（约57%）降至3/6（50%），不再满足《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的强制性规定；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由4:3变为3:3，原本用以制衡内部人控制的多数优势被削弱。二、处理建议尽快依章程规定程序（股东会或出资人机构）补选1名外部董事，恢复7人建制及4:3多数格局；补选到位前，逐次核实每次董事会决议的法定人数与表决比例是否合规，防止决议因程序瑕疵被诉请撤销；注意《公司法》第七十条"原董事继续履职"规定仅适用于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董事辞任的情形，本次属股东会决议解任（第七十一

在集团公司架构中，一个常见而微妙的公司法问题浮现：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究竟属于谁有权拍板的事项？要不要经过母公司股东会？先看定性。按新《公司法》第16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这里的"对外投资"，指公司对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主体的投资——子公司亦不例外。母公司向子公司增资，本质上就是对外投资，当然落入该条的决议范围。至于归董事会还是股东会，答案不在法律，而在章程。法律只要求"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具体由哪一层审批，以章程约定为准：章程写给它，就是它的职权。再看操作程序。实务上，股东会会议案多由董事会作为召集人提起，董事会决定提交的议项常称为"正式提案"。但《公司法》并不容许董事会垄断股东会的议案来源，为此专门设置了"临时提案"机制：股份有限公司中，单独或合计持有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在股东会召开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从而打破召集人对议程的独占。因此，小股东提出的议案未经董事会审议、直接交股东会表决，并不当然无效；相反，若这份议案本就出自董事会，却未经过董事会审议，其作为股东会议案的程序便存

工程款结算协议起纠纷，还能约定其他法院管辖吗？诉讼中，管辖往往是各方必争的第一道关口。建设工程领域一个常见疑问是：施工合同已履行完毕，双方就后续另签的工程款结算协议发生纠纷，是否仍受建设工程纠纷专属管辖的约束？先看规则。《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进一步明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工程所在地法院受理。这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不限于案由目录中的狭义词条，最高法已通过生效裁判将这一口径延伸至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分包、监理、装饰装修乃至工程价款结算等与施工相关的纠纷。于是回到问题核心：结算协议是否"脱离"了施工合同？实务通说认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与还款协议，基础产生于施工合同，二者紧密相连，并非独立的新纠纷。承包人依据结算协议起诉发包人请求支付结算款的，本质上仍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同样适用专属管辖。正因如此，即使双方在结算协议中刻意约定与专属管辖不同的其他地域管辖，也会因规避专属管辖而归于无效。需要特别区分的是仲裁。专属管辖只约束诉讼程序，并不排除仲裁

在建设工程领域，承包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辛苦干出来的活儿能否真正收回工程款。为此，法律专门设立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赋予承包人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承包人可以先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逾期仍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建设工程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受偿。不过，优先受偿并非“肆意折价”。结合建工司法解释，承包人通过“折价”实现优先受偿，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其一，工程质量合格。质量是工程价值的根基，也是优先受偿权得以行使的前提；不合格工程，自然谈不上优先受偿。其二，工程本身“可以折价”。《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明确“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方得优先受偿。像商品房、办公楼等可流通折价，而市政基础设施、环湖跑道等公共服务性工程，基本无法折价变现。其三，发包人经催告后仍不支付。折价不能“上来就折”，须以催告和逾期未付为程序前提，体现正当性。其四，折价金额与实际价值基本相当。这是防止承包人恶意低价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涌现出大批家族企业。如今，这些企业陆续走到“二代”“三代”接班的路口，如何从父辈手中平稳承接股权，成为许多家族绕不开的难题。现实中，因继承引发的纷争并不少见——有顺利交接的典范，也有兄弟反目、甚至对簿公堂直至身陷囹圄的惨痛教训。一位企业家曾感慨：企业家登台亮相要漂亮，转身退场背影也要优雅。而这“优雅”，很大程度上要靠法律提前铺路。法律为股权传承提供了多条路径。其一，生前安排。若企业家头脑清醒，完全可以在生前从容选择：把家族主要公司的股权交给最有能力、最被信任的继承人，对其他子女则用房产、其他公司股权或现金作相应补偿。这样既守住主业，又避免日后争产，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安排。其二，遗嘱安排。当子女众多、构成复杂（如非同一母亲所生）时，企业家往往不愿生前摊牌，于是选择立遗嘱，待身后由公证机关或律师见证执行。但要注意：股权继承须与公司章程“联动”。依据《公司法》，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章程明确约定股权不得继承，那么遗嘱与章程冲突的部分将难以生效——遗嘱是“私事”，章程是公司“公事”

在商业实践中，合伙企业因业务发展需要，常有转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需求。表面上看这只是企业形态的"升级"，但对债权人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企业换壳之后，原来的债找谁还？一、法律上究竟能不能"直接转"？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前提：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合伙企业并不能直接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法》与《公司法》分别规制两类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前者以合伙人无限连带责任为基石，后者以股东有限责任为核心，二者无法通过简单变更登记实现转换。实践中所谓"合伙转有限公司"，实质是先注销合伙企业，再新设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程序差异看似技术细节，却对债权人权利实现影响深远。二、清算注销环节是债权人的关键窗口依据《合伙企业法》关于解散清算的规定，合伙企业在注销前必须进行清算：公告债权人、清偿债务、处理剩余财产。这正是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关键窗口期。如合伙企业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在清算程序中即可实现债权；若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有权就未清偿部分向原合伙人主张无限连带责任——这是合伙企业制度赋予债权人的核心保障。三、原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不会自然消失这是债权人最为关切的问题，答案也是明确的：企业形态的转换，

筹办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时，股东通常会先签署设立协议，并以个人或者“筹备中公司”的名义租赁办公场所、采购设备、聘请人员、委托服务。很多纠纷恰恰发生在营业执照尚未取得的“公司设立期间”：合同已经签订，公司后来成立或者没有成立，债权人究竟应当找谁承担责任？首先需要明确，设立协议虽然具有共同出资、共同筹办、风险共担等“合伙性”特征，但不能简单等同于《合伙企业法》意义上的合伙企业。现行《公司法》第43条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可以签订设立协议，约定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公司依法成立后，设立阶段形成的对外责任，应结合《公司法》第44条及具体交易情况判断；股东之间的内部责任，则仍可能依据设立协议确定。对于设立期间对外签订的合同，判断责任主体主要看两个因素：公司是否最终成立，以及签约时使用谁的名义。第一，以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公司顺利成立的，原则上相关法律后果由成立后的公司承受。因此，在公司筹备阶段签订合同，最好明确合同系“为设立某公司”而签订，同时保存股东决定、付款凭证以及公司成立后承接合同等证据。第二，设立股东以自己个人名义为设立公司从事民事活动，公司后来成立的，根据《公

既“共负盈亏”又“退出就返还出资”，这样的合伙约定算不算数？前些天有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两个自然人打算一起做事，在合同里既约定“双方共负盈亏”，又约定“如果一方想退出，另一方就把他的出资退还给他”。他想知道：这个协议到底是合伙还是借贷？法律上算什么性质？按这个约定履行，有没有问题？一、约定了“共负盈亏”，就抓住了合伙的本质判断一份协议是合伙还是别的什么关系，关键不在名字，而在实质。《民法典》第967条把合伙合同定义为“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第972条也明确，利润的分配和亏损的分担，先看合伙合同的约定。也就是说，只要双方明确“赚了一起分、亏了一起担”，就具备了合伙最核心的特征——共享利益、共担风险，通常就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实务中很多纠纷，恰恰就卡在这一步：双方签的可能是“投资协议”“合作经营协议”“项目分成协议”，名称五花八门，可一旦闹到法院，法官看的从来不是标题，而是双方到底怎么分利、怎么担亏。只拿固定分红、亏了却不出一分钱的，往往被认定为借贷；反之，能共担亏损的，才更像合伙。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一方只出钱、旱涝保收地拿固定回报、根本不承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313号《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已经2016年8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1月19日公布的《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省政府令第246号）同时废止。省长 尹力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重大行政决策决定前，对重大行政决策存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析、预防的行为。　　第四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循科学合法、公开公正、权责统一和统筹兼顾原则，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相关决策主体、评估主体、实施主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一）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决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决策主体。　　（

借用资质施工的人，能不能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建设工程领域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A公司没有施工资质。为了能够承接工程，A找到一家有资质的建筑公司B。双方约定：由B公司出面签合同、办理手续；实际施工由A负责；工程利润由双方按照约定分配。这就是实践中常说的：借用资质施工。工程完成以后，如果发包人拖欠工程款，A作为实际施工人能不能直接起诉发包人要求付款？这是很多工程纠纷中的核心问题。借用资质，不等于当然取得合同地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常存在多个主体：发包人；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正常情况下：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承包人组织施工，并向下游支付工程款。如果承包人又将工程违法转包、违法分包给其他主体，就可能形成实际施工人。但是借用资质有一个特殊点：表面上的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之间，并不是正常的分包关系。很多时候：真正施工的人没有资质；有资质的企业只是出借名义。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本身可能违反建筑行业资质管理规定。这也导致后续工程款主张会更加复杂。实际施工人能不能直接找发包人？很多人认为：“工程是我干的，钱也是我垫的，所以我当然可以直接找发包人。”这个理解并不完全准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