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这样一个咨询：工程项目中存在“挂靠”关系（即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企业名义承揽工程），而发包人往往以“我只认有资质的承包公司，对你们内部的挂靠关系完全不知情”为由，拒绝向实际施工人承担工程款等法律责任。发包人的这种“不知情”抗辩，在法律上真的能成为免责的金牌吗？这是一个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出台前就广受争议的痛点。但建工司法解释二之后，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工程款请求权已成为历史，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现在是用代位权制度），但有人问到了，我还是将“知情”如何认定的经验判断整理一下。一、 核心区分：发包人的“知情”与否决定了责任分配在工程挂靠纠纷中，判断发包人是否需要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直接责任，其最核心的关键点在于区分发包人的状态是“善意”还是“恶意”。在法律语境下，这里的善恶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指发包人对挂靠事实是否“知情”。如果发包人确属不知情的“善意”方，法律会更多地保护其交易安全；但如果发包人对挂靠关系是“知情”的（即恶意），那么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最终责任承担的倾斜度上，发包人将面临更为不利的

最近遇到一个中小股东的无奈求助：公司董事或高管中饱私囊、损害公司利益，但公司本身却“无动于衷”，拒不起诉。 这种情况下，股东该如何破局？这就涉及公司法中一个非常实用的制度——股东代表诉讼（或称代位诉讼）。一、 为什么公司会陷入“不作为”？公司虽然是独立的法人，但在现实中往往缺乏“独立意志”。尤其是在我国实行唯一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背景下，通常只有法定代表人能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如果做坏事的正是法定代表人本人，指望他代表公司起诉自己，显然是不可能的。 同理，指望与他一起干坏事的同僚去起诉他，也绝无可能。 这种管理层“蛇鼠一窝”的现象，在法律上就构成了公司的“不作为”。二、 谁有资格“代位起诉”？为了打破这种内部人控制的僵局，法律赋予了特定股东代位起诉的权利。 具备以下资格的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提起诉讼：有限责任公司： 任何股东均有权提起。股份有限公司： 要求股东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三、 切勿忽略的“前置程序”符合资格的股东并不能直接去法院立案，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的“前置程序”，这也是证明公司确实“不作为”的关键起因：发函催告： 股东需要先以书面形式向公司

一、三个称谓，两套法域"施工单位"是行政法概念，见于《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强调资质许可与质量安全的行政责任主体，不以合同关系为前提，既包括总包单位，也包括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人"是合同法概念，《民法典》第788条指向与发包人订立施工合同、享有工程价款请求权的当事人。"施工人"内涵最广，《民法典》第791条将其与勘察人、设计人并列，泛指从事施工活动的全部合同主体；实务中其外延还及于实际施工人及借用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二、发包人不等于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是行政法上的项目发起者和质量第一责任人，须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发包人"则是合同法上支付工程价款的一方。二者通常重合，但三种情形下分离：一是委托代建模式，代建单位以自己名义签施工合同，成为合同意义上的发包人，建设单位并非合同当事人；二是EPC模式下的再发包，对分包商而言总包人是发包人，但建设单位仍是最初的项目发起者；三是房地产合作开发，签约企业具发包人地位，合作方原则上不受合同约束，仅在人格混同时可能共同担责。三、"绝对发包人"与"相对发包人"同一主体在多层合同链中可兼具发包人与承包人双重身份：处于链条最顶

《民法典》第808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但施工合同在标的物性质、投资规模、公共利益关联性上与一般承揽差异悬殊，承揽规则能否当然适用，实务争议不小。首先是合同性质的区分。《民法典》第770条强调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而第788条对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并未采用这一表述。原因在于，一般承揽的成果仅关涉定作人自身利益，承揽人原则上遵从指示；而建设工程受国家强制性标准约束，当发包人指令与强制性标准冲突时，承包人不仅有权拒绝，而且负有拒绝的义务。区分二者也不能只看标的物是否涉及不动产：墙面补漆、地下室除湿等工作不涉及结构安全、无须资质，更近于承揽中的修理；而加装电梯、电力线路重大改造关乎结构与人身安全，应认定为施工合同。争议最大的是任意解除权。《民法典》第787条赋予定作人随时解除承揽合同的权利。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法官会议纪要认为发包人不享有任意解除权：合同章已有第806条特别规定，无须参照承揽规则；允许任意解除反造成资源浪费；且任意解除权作为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不得扩张。但否定论的忧虑实为行权后承包人利益能否保障，而非权利本身的正当性。承包人的核心利益是

在《民法典》合同编中，建设工程合同因第808条而准用承揽合同规则，但它绝非普通承揽。新建工司法解释（一）（二）的规范构造表明，施工合同拥有一套其他有名合同所无的特殊制度。先看工程范围。装配式建筑虽以工业化方式建造，但成果仍物化于土地、涉及公共利益，承包人对价款、质量、工期承担主体责任，故属建设工程无疑；BIM则只是数字化建造与管理手段，其法律性质随所依托的基础工程而定。再看六大特殊制度。其一，专属管辖：施工合同纠纷按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工程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分包、装饰装修等关联纠纷同受约束，违反专属管辖的协议管辖无效。其二，竣工验收兼具合同义务与行政管理双重属性，验收不合 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其三，保修具有法定强制性，法定最低保修期限不得通过约定缩短。其四，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突破以占有为担保公示手段的一般原则，承包人交付工程后仍享有优先权，其正当性在于劳动与材料已物化于工程之中 ；解释（二）进一步细化了权利范围、行使期限起算点及随债权转让问题。其五，实际施工人制度为我国合同法体系所独创，解释（二）将其请求权基础回归《民法典》代位权框架，同时为农民工保留依《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在工程与法律实务中，常常遇到各种定性难题：分布式光伏、充电站建设、大型设备附带安装、园林绿化究竟算不算“建设工程”？这种定性不仅是一个概念之争，更直接决定了纠纷是否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无效合同折价补偿等一系列建工特有规则。那么，从法律视角审视，究竟什么是建设工程？结合相关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把握：一、 规范视角：不只是“房屋建筑”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条作出了明确界定，将建设工程划分为四大类：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涵盖新建、扩建、改建等全过程动态活动。实务中常有一种“找法”路径依赖，即将建设工程简单等同于《建筑法》意义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实际上，建筑工程只是建设工程的一种类型，矿山、桥梁、电站、管线敷设以及大型构筑物均属于建设工程的外延，不能以偏概全。二、 实务视角：穿透表象的四大本质特征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工程形态，单纯对照规范列举往往难以涵盖所有情形。建设工程的本质，在于承包人以自身的生产与管理能力，将人工、材料、机械等生产要素物化到不动产中，并对成本、质量、工期承担主体责任。具体

时效性：现行有效 法规文号：法释[2020]25号 发布日期：2020年12月29日 实施日期：2021年01月01日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

在为诸多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实务中，我们经常被问及一个典型问题：“我认缴了出资但还没到实缴期限，现在如果我把股权转让给别人了，以后这笔钱要是没缴够，还需要我来兜底吗？”很多人的传统思维是“钱货两清、风险转移”，认为一旦工商变更完成，出资义务就全部转移给了新股东。然而，法律的底层逻辑并非如此简单。针对认缴出资未届期满的股权转让，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如果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转让人（原股东）需要承担补充责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趣的实务探讨：原股东承担的补充责任（类似一般保证责任），与连带责任到底有多大区别？从法律适用上看，这是一个“追债顺序”的问题。补充责任要求债权人先向主债务人（受让人）追索，无果后才能找原股东；而连带责任则是债权人可以任意选择追索对象。但穿透程序的表象，在最终承担责任的风险大小上，两者其实毫无二致。如果受让人资产雄厚，原股东自然安然无恙；但如果受让人破产或“跑路”，那一分钱都少不了，最终还是得由原股东来补足。那么，原股东转让股权后仍需担责的深层法理基础究竟是什么？正如法学界（如朱慈蕴教授及其团队专家）在立法专家论证中所坚持的观点——其核心在于“债

在北京市京师（宜宾）律师事务所处理公司类商事纠纷时，我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棘手的局面：公司总经理越权对外签订了重大合同（如担保、资产转让），事后公司以“高管超越职权”为由拒绝认账，而相对人则坚称构成“表见代理”，要求公司承担全额责任。这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往往落在法律条文中那句充满弹性的“兜底条款”上。一、“通常情形”下的职权模糊地带在探讨公司高管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行为时，司法规则常会使用“不属于通常情形下依其职权可以处理的事项”这类兜底表述。这里的定案关键，在于如何界定“通常情形”与“交易惯例”。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的最高管理者，总经理的固有职权究竟有多大？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相关民商事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条文直接规定总经理“绝对不能干什么”。这种法定“概括授权”与“负面清单”的双向缺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极大的共识断层。二、共识缺失导致裁判尺度的“任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比较法上的经验：明确的“负面清单”模式：**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或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通常采取“总原则+除外限制”的立法模式。即首先概括推定总经理享有经营管理企业所需的一切权利，紧接着列举出明确的“禁区

在北京市京师（宜宾）律师事务所处理公司并购、增资扩股以及债务重组等商事业务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商业场景：投资人准备参与某公司的设立或增资，承诺出资1000万元；而巧合的是，这家目标公司在此前刚好欠该投资人1000万元的债务。为了资金流转上的便利，投资人往往会提出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方案：“既然你欠我钱，我也要给你交出资款，不如我们直接两清，用这笔债权直接抵作我的股权出资款吧。”我们看看这种场景。一、 表面上的“债转股”与实质上的“债务抵销”从商业形态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债转股”安排。在法律实务中，如果投资人是以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向目标公司出资，争议相对较小。然而，当投资人试图以目标公司本身的债权来抵销自己的出资义务时，就会引发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巨大争议。这种操作的法律实质，是适用了《民法典》中的债务抵销制度。在两个普通的民事主体之间，互负到期债务，依法进行抵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一旦放入“公司”这个特殊的载体中，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二、 核心争议：对其他债权人是否公平？公司往往不止拥有一个债权人。如果在公司正常经营且资产充足时，债权抵销尚不至于引发大风波；但如果公司本身已经负债